被性欲煎熬的托尔斯泰:出入妓院勾引村妇

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有着更加强烈的负罪感。然而在这方面，他的自我谴责也是奇怪地有所选择的，甚至是在纵容自己。托尔斯泰认为自已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

“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1853年5月14日)

“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1856年6月6日)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青年时期，与女性交往总让他感到非常羞涩，因此，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厌恶，并给他带来了通常的结果。他写于1847年3月的一则日记记录着他因“从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正被迫接受治疗。1852年，他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况：

“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银的副作用让我遭受了说不出的痛苦。”

可是他仍然继续光顾妓院，除了妓女，还有吉普赛女郎、高加索姑娘、当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俄罗斯乡村姑娘。日记的基调是不变的自我谴责，并掺杂着对引诱他的女性的憎恶：

“好像是玫瑰色的什么东西……我打开后门，她进来了。现在看到她我就无法忍受，如此淫荡，可耻，可恨，(她)使我违背了我的准则。”(1851年4月18日)

“女人把我引入歧途。”(1853年6月25日)

接下来的一天，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女佣们妨碍了我”(1853年6月26日)。1856年4月中的某一天，从妓院间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太可怕了，但这绝对是最后一次。”

1856年另一篇日记里写道：

“令人作呕。女人。愚蠢的音乐，女人，冲动，雪茄烟雾，女人，女人，女人。”

1856年，屠格涅夫的一段记录让我们从另—个侧面了解托尔斯泰，当时，他正把屠格涅夫的住所当旅馆一样住着。“整个晚上都在喝酒比赛，与吉普赛人打牌，然后像死人一般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

当托尔斯泰住在农村、尤其是住在自己的庄园里时，他开始物色漂亮的农奴姑娘。就他而言，这也会激起比单纯的情欲更多的东西。若干年后，他写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时说：“我记得在那儿度过的许多个夜晚和年轻美丽的杜尼亚莎……她那强健的、充满女性魅力的身体。”

1856年托尔斯泰到欧洲去旅行的动机之一是逃避来自一位漂亮的女奴的诱惑。他知道，他的父亲也曾有过类似的事情，那个女人后来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只是被当做庄园里的一名管理马厩的男奴(他后来成下—个马夫)。

托尔斯泰从欧洲回来后，仍然不能控制住自己不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个名叫阿克西尼娅的已婚妇女。1858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在古老的大树林里，我是—个傻瓜，一头野兽。她那古铜色的皮肤和她的眼睛。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事、头脑中再没有别的东西。那个姑娘“很整洁，而且相貌不难看，有着黑亮的眼睛和低沉的嗓音、充溢着新鲜而健康的气息，丰满的胸部在围裙之上高高耸起”。

可能在1859年7月份，阿克西尼娅生了—个儿子，名叫季莫费·巴济金。托尔斯泰把她带回家中做仆人，而且曾有一段时期，允许那个小男孩待在母亲的身边。然而，像易卜生，还有他自己的父亲一样，他从没有承认过那个男孩是他的，也从没有给过他丝毫关心。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一度公开鼓吹教育农民是完全必要的，并亲自在他的庄园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但他并未做任何事情让他的私生子学会如何读书和写字。也许，他是担心日后的继承权要求。他似乎并无怜悯之心，从不考虑非婚生子女的各种权利，而屠格涅夫不仅承认自己的私生女，而且想方设法地以恰当的方式把她教养成人。托尔斯泰对此心怀怨恨，也许是因为居格涅夫的做法反衬出他自己的行为。